三十五 学校迁址

说。

    “我鸡叫三更就走，三十里的路，太阳一冒花就到了樊学。”先前的那位说，“人老了，我年轻的时候要比这快的多，”

    “今年我打算多种些米谷，我看米谷收成准好。”另一位说。

    “就是背上二三十斤也比现在快，以前我那小子病了，我黑夜里背了二三十里地找先生，一路没歇。”先前的那位继续说，“八岁的孩子，也够沉的，现在背不了那么远了。”

    “米谷丰收，我看荞麦也准成，打算再翻十亩种荞麦。”另一位继续说。

    这时我发现他们的谈话很特别，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各说各的，他们并不是语言不通，都是本地人，而且看样子他们还是老相识，我想起了爷爷和花匠爷的那次谈话，忽然明白了，他们都是耳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的那种，他们几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谈话，只是在按着自己的思路，各说各的，竟然还聊得很好，我觉得很好笑，就探头打量他们，两位都是五十多岁的年纪，其中一个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皮肤黝黑粗糙，脸上布满了皱纹，浑浊的眼睛和关节突出的手指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另外一个，由于紧贴着窗跟，又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面孔，只能看到他那顶褪了色的、有些发白的蓝色的有檐帽，两只黑红色的耳朵，是经历过北方凛冽的寒风和炽热骄阳磨砺过后才会呈现的颜色，也透露出一种坚韧，只是在老农暮年时，却失去了功能，像两面旗帜，昭示了老人沧桑的经历。

    他们的谈话越来越让我发笑，其实对于谈话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对于彼此的答非所问，就让人忍俊不禁了，我甚至听完了一个说话，马上就想听另外一个怎么去答复，而每一次都能提升我一个笑点，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听到，因为我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但是来望肯定是听到了，因为我不时地听到他压抑的笑声，有时在其中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后，来望会和我相视而笑，但是来望没有像我一样专注老农的谈话，因为从他不时地附和老师的讲课内容就知道了，而我是老师说什么，都是不知道的，我只关心窗外两位老农的谈话。我是一个干什么都是十分专注的，包括偷听谈话，我真佩服自己，真是个人才，幸亏自己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我想如果有坏人教唆，我肯定是顶坏的一个，因为我能完全、准确、细致地去掌握这些东西。

    两位老农的谈话，像三月的阳光一样，不急不缓的，但是任何一句答问都能承包我们的笑点，比如其中一位说：

    “我呀，今年五十有八了。”

    另外一个则对答：

    “我大舅，今年也八十八了。”末了，还补充到，“身体还好的很呐。”

    在我依然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的谈话时，忽然那位带帽子的老农站了起来，趴在敞开的窗户上对我说：

    “娃娃，给一张纸，我们抽根烟。”

    老师和同学忽然都停下来看他，他看着老师，笑笑说：

    “抽根烟。”

    刘老师并没有说什么，陕北老农走到那里都要抽烟，这也是一种被默认的习惯，一般都是带着烟斗和烟袋，烟叶则是自己种的那种旱烟，如果碰巧没带烟斗，则用纸卷起来，像卷烟一样，他们几乎都有这种卷烟的本领，卷起来的烟，非常的紧致，绝不会散了。我从本子上撕下一页递给他，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庞，国字形的脸颊很瘦削，眉毛又浓又长，眉尾几乎耷拉到眼角，他的笑容憨厚慈祥。

    随后，我就闻到了一股旱烟味，而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还在继续。

    三月的阳光像一个吝啬而又娇媚的小姑娘，渐渐地从我的窗户上一点点地收起、撤走，老农也跟着阳光起身了，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一个背着手，一个有些佝偻，但走得从容不迫，他们的谈话还在边走边继续，渐渐的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而我的思绪并没有被拉回，仿佛在追随着他们，耳边还在想起他们那答非所问的谈话。

    回家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给爷爷的时候，爷爷竟笑着对我说：

    “往后，我和你奶就像那两个老头一样，都聋了，然后，我俩就说不了悄悄话了。”

    “老骚情！”奶奶假装恼怒的说。

    “那你们现在也没说悄悄话，”我接口道，“反正我没见。”我认真地补充道。

    “悄悄话嘛，等聋了以后再说。”爷爷又笑着说。

    “聋了还说个屁，”我说，“那能叫悄悄话嘛，得吼着说。”

    “黄毛呀，爷逗你呢，爷聋不了，耳朵好着呐，爷是腿不好，”爷爷抽着旱烟说，“这人呐，那不好都不行，聋了，听不到，不行，腿疼，走不了也不行。”

    听了爷爷的感慨，我并没有太深的感触，因为我正处在活蹦乱跳的年纪，我还不能体会到老年人的无奈，和经历岁月后的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