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师很想在匈奴人的攻势面前,采取“远交近攻”的方式来减轻秦帝国所面对的庞大压力。
但是张嘉师在整理了相关的资料之后,发现的是这一点是基本上无法做到的。
因为以眼下张嘉师所知道的情况,匈奴人周边的势力,实力最为强大的居然就是他眼下所主掌的这个百废待兴的秦帝国。
而在其他地方,即使是有势力与匈奴人不对付,要么这个势力是秦帝国眼下无法接触到的,要么就被匈奴人打得只剩下喘息的能耐。
其中,大月氏以及西羌就是后者。而作为匈奴人在草原上的“劲敌”东胡,更是处于一种若是秦帝国不给予支援的话,匈奴人几乎是覆手可灭的态势当中。
而前者的话,张嘉师很清楚以眼下的态势而言,即使是找到这么一个势力愿意与秦帝国夹击匈奴人,恐怕都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些实力大部分都相对较弱。尤其是以秦帝国较为容易接触到的西域诸国,同样也是这个范畴之内。
……
乌孙国在西域诸国当中,可以说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当中的强国。
但是眼下的乌孙实力不算太强,尤其是乌孙人在面对被匈奴人所击溃的大月氏西迁残部,居然是被大月氏残部打得连君主都被杀……
好吧,张嘉师不得不说一句,这样的乌孙能够有什么指望?
当然,乌孙跟大月氏的冲突有可能是因为乌孙打算吞并经过其境内的大月氏残部,结果双方自然而然就打起来。
估计大月氏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处于那种劣势之下,都能够反杀对方,继续自己的西迁的道路。
若非是当时的乌孙王族受到匈奴人的庇护,恐怕乌孙会被其他的西域三十六国所吞并攻灭。
传说难兜靡被杀时,猎骄靡还在襁褓中,被遗弃荒野。乌鸦找肉喂养猎骄靡,狼又为他哺乳。匈奴冒顿单于感到奇怪,认为猎骄靡是神,于是决定养育他。
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长大后“自请单于报父怨”,并得到匈奴单于的帮助,赶走伊犁河流域的月氏,约在西汉文帝后元三年至后元四年举族西迁至那里复国。
再者,乌孙族内本来就包含塞人及月氏。乌孙西迁伊犁河下游后,相信猎骄靡得知匈奴单于占用族人原本在河西走廊的牧地,并且设王分治,以自己的族名“昆”命名为“昆邪王”。匈奴单于的做法触犯“昆”的名讳,于是不用昆命名而改用“乌孙”为部族的名称。
……
大夏有可能是一个在国力上不惧怕匈奴的国家。
但是在其外交而言,或者是说其地理环境,大夏并非是秦帝国可轻易接触到的国家。
尤其是张嘉师很想知道的是,吐火罗语这种语言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秦人会说……
在历史上,中国最早知道大夏存在的人,应该就是张骞。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郡西南取道身毒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了与像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
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踺为郡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
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
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当时印度人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意即“黄金地”。
人们以为印度人进入缅甸,只限于沿海区域及缅甸中部平原地带,唯据4世纪的华阳国志,印度人亦曾沿雷多一带山区,越过森林山以而进入缅北之通道,深入缅北中缅边境,因此,缅甸受印度文化之熏陶很深。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令人惊奇的是,从公元初午就与中国发生密切商业和外交联系的缅甸在文化方而受中国之影响却是无足轻重的。其实这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活动对缅甸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的结果。
中南半岛城邦国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所处城邦都在这条路线上这样才滋生了扶南国;缅甸的城邦国家则是在印度到中国西南蜀身毒道上形成的是为骠国。古典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初,中南半岛大国尊循的是商业立国而商业离不开航线和商路。这两条路线的疏远导致两个先兴起的国家没有竞争的必要,而地形和早期技术的限制的隔绝又导致了两个国家没有竞争的可能。
最后,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曼茶罗”关系。这种政治结构是种内聚力程度很低的松散结构。
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早期的政治版图是从史前时期定居人群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历史记载中呈现一种部分重迭的曼荼罗或王圈的拼揍的状况。在每一个曼荼罗内,有一个国王,具有神和宇宙的权威。他宣称自己的权威凌驾于王国内名义上降服于他的盟友及封臣的其他统治者之上。”
“王圈理论”在内涵上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在宗教方面,统治者分享神的权威,通过宗教仪式使自己神圣化,吸引追随者;二是在政治方面,“王圈”代表了在一个无固定边界的地理区域内的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政治状况,“王圈”内众多权力中心靠私人依附关系而结成一张“政治效忠网”。在这种情形下,最高统治者的实际角色“不是独裁者,而是可影响和能保持和平并能动员许多不同集团(邦国)的斡旋者”。因此,“王圈”统治者的行政控制权常常仅限于他直接影响下的领土。这使得“王圈”中央王权的政治影响很少能够长期持续,常伴随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政治空间的不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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