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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回忆“亢慕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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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章龙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主义小室”(),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机构提供的。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它在校内是公开的。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贺天健、宋天放和我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歌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的人不少,学生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许多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也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此外,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开始,我们翻译了《*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1923年由人民社。根据人民社(广州昌兴街28号)通告,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48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10种,列宁全书14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14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它9种亦同。

    我兼任德文翻译组长,蔡校长对德文组非常关心,他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条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我因工作忙碌没有参加译完,但以后仍续译成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是在1938年,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出国在欧洲还碰到参加译《资本论》第一卷的同志,当时他还继续在做翻译工作。

    在1921年前后,我们在亢慕义斋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是北大有大量新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北大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外文队伍。因当时北大对外语教学很重视,各种外语都有名教授。有的是中国名教授(杨丙辰、辜鸿铭等),有的是外国教授,刚和太等。四十六年前我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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