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偏西了,屋里光线暗淡下来,父亲歪在他身后的被子上睡着了。脸上还保持着酒醉的红光。
大姐指挥三个妹妹们收拾桌子,她开始调除夕夜的饺子馅儿。
人们常用“像过年一样高兴”来形容心情,可见过年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姐妹们欢天喜地的要包饺子了。
大姐打开了灯,厨房沉浸在一团柔和的橘光里。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他脸上的红光不见了,堆满了愁云。
他站在炕上,透过墙上的一块玻璃既可以俯瞰厨房,又可以总览他所在的外间屋。
他像监工,并且像找茬的监工,一副随时要抓倒霉的雄威。
大家心照不宣地谨慎起来。家里静悄悄的,每个人蹑手蹑脚地做事,怕手闲下来。
哥哥都自觉地拿起扫帚划拉院子去了。
如果一直在厨房干活就好了,但最后的工作还是得集中在外间屋。
大姐把一张面板靠着炕沿儿放在炕上,正好在父亲眼皮底下。
她一条腿搭在炕沿儿上坐着,背对着父亲耸动着肩头揉面,一盆调好的饺子馅放在面板旁。
三个妹妹挤挨着围着面板,父亲在炕上坐了下来,不必看他,也能感觉到他虎视眈眈的目光。
二姐的位置最好,被大姐挡住了,最小的妹妹忽闪着黑亮的大眼睛一会儿瞅瞅父亲,一会儿乖巧地递筷子,一会儿摆饺子。
老三红梅整个暴露在父亲的目光里,她如锋芒在背,多希望自己穿上隐身衣,父亲看不见她。
擀面杖咕噜咕噜的声音,捏饺子的声音,还有小心翼翼呼吸的声音。
大哥进屋了,歪躺在妹妹们身后。
“你玩呢?嗯?”
突然一声怒吼打破了沉寂,气氛像绷紧的弦突然断了。
面板周围伸出来的手都一哆嗦。
父亲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他继续咆哮:“那样包饺子一下锅就得碎,大过年的吃片汤”?
四姐妹低着头转着眼珠面面相觑。
突然父亲又喝一声:“小红梅你给我下去,有你那么包饺子吗”?
红梅又惊又怕,她抬起头错愕地看着父亲。
父亲怒目圆睁恨不得吃了她,愤怒地颠着屁股。
那姐仨儿谁都不敢吱声,她被惊涛骇浪淹没了,不知所措,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父亲一看她哭了,爆发了:“大过年的你哭啥?不吉利的玩意儿”。
说着站了起来要揍她,大姐擀着面皮说:“她包的挺好的,咋就能碎了”?
父亲没理会大姐,喝令红梅:“把眼泪擦干净,去!到你妈相片前道歉”!
大姐停下擀面杖给她使了个眼色,无奈地说:“你别包了”。
她把包了一半的饺子放在面板上,赶紧下了地。
她拿起毛巾擦泪,可是泪水断线珠子一样擦不干,她不知如何向母亲道歉。
站在母亲照片前看着她淡淡的微笑,她更委屈了,抽噎着,心都抽搐了。
父亲终于失控了,奔着炕沿儿要跳下地。
刹那间,除夕夜变成了一场家庭暴力。
二姐一把将她推进里间屋关上门,她在黑屋子里瑟瑟发抖。
父亲在外间屋像头愤怒雄狮,他似乎要把平生所有不如意都宣泄出来,他声振屋瓦:“你们这群狼崽子,没心没肺的狗崽子”!
大哥不耐烦地吼了一声:“行了,大过年的”!
这一句果然有效,父亲的骂声立即小了,渐渐停住了。
一阵狂风骤雨似乎刮过去了。
红梅呆呆地注视着窗外一闪一闪的爆竹亮光,沮丧的想:今年又是我!为什么每年挨骂的都是我?”
她不知道的还有,父亲为什么每到过年就找茬骂人?他选来选去,总是把怒火泄到她头上。
不管她如何小心,都躲不过去。
几个小时后广播里传来首都的钟声,一九八六年来了。
她又长了一岁,长大真的不容易啊!
那年的六月,她初三要毕业了,她郑重地报考了县实验高中。
她要考大学,她要到远方去,她要远走高飞。
可是那天午休时,班主任邵老师把她叫到大白杨树下。
树叶婆娑,把日光揉成金点洒在她脸上。
邵老师摸了摸她的头,理了理她的发梢,顿了顿说:“红梅呀,你爸上午到学校来了,他介绍了你家的情况。
他一个人在小学上班;
你哥在县城补习班复习;
你大姐辍学在家做家务;
你二姐在县城实验高中上学;
你妹妹马上小学毕业了;
作为三女儿的你不能再报考高中了。
你爸的意思是让你考所中专或师范。
三年后就能工作挣钱了,就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了”。
邵老师惋惜地看了她一眼说:“你爸把志愿改成中专了”。
最后这句犹如晴天霹雳,她整个人焦了。
邵老师回去了,她呆呆地站在大白杨下,飒飒的树叶声突然变得遥远,她的世界死一般沉寂。
回到家,她什么也没说,没问。没为自己争取,没为自己坚持,她不敢,不敢反抗来自于父亲的安排。
就那样把三年的憧憬掐碎了,扔了。
她默默地为考中专而准备,并且顺利地考上了。
她是她们班唯一考上的学生,她们学校拿到通知书的人里唯一的应届毕业生。
中专三年,轻描淡写地把岁月带过,留给她的是几大本日记记录的成长。
三年里变化的还有她的模样,她已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女孩。
细瓷儿般的脸蛋儿,星辰般的眼神,轻盈的腰身,不是多惊艳,而是细致耐看。
浓密细软的三千烦恼丝,发卡揽不住,皮筋儿缠不紧,经常突然松散开,如瀑在肩头,她还不觉。
她曾立志要离开冰冷的家,再不见暴躁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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