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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点15分，安迪-库林斯把车停在里士满路上那栋曾是监听站的房子前，竭力不引人注意。

突然一辆肮脏的运货车停在了他的旁边。

这辆运货车浑身凸凹不平，满是灰尘，挡泥板弯弯曲曲，风挡玻璃全是印痕，看上去像是一辆未上保险的危险车。

上了年纪的嬉皮士们往往喜欢开着这种车，听着穆迪布鲁斯的录音带，他们越来越难得到那些不刮腋毛直发女人的青睐。

现在那位司机，他看上去像是在阿尔塔芒特睡着了，到现在才刚刚醒来。

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花呢围巾，在后颈上打了个结，脸上戴着一副墨镜，这种不透明的墨镜通常只有盲人才戴，耳朵上吊了一只金环。

他的牛仔百衬衫在肩膀处撕裂，还有几处发白的地方，好像因为泼上了漂白剂。

“喂，伙计，”

他说，“有香烟吗？”

库林斯不想被打扰：“役有，伙计，对不起。”

“想买点麻醉剂吗？”

对方问，摘下那副眼镜。

“住嘴，乔。”

“上来，”

奥布赖恩说，拿着长镜头。”

两位侦探驱车来到乡村俱乐部餐车的停车处，计划下一步的战术。

卡梅朗路，他们知道，是在一个叫南滩的工人居住区旁边。

在南滩，到处是砖和护墙板砌成的平房，小小的前院里着杜鹃花。

经过迅速调查已经得知34号住着一对夫妇，名叫杜威，格拉乐迪和安吉利娜-格拉乐迪。

男的是个码头工人，女的是教育局的医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托米-比洛蒂的表姐。

格拉尔迪的儿子理查德，在萨拉水泥公司开卡车，那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小儿子菲尔开的一家水泥公司。

看起来黑手党暴徒在挑选安全房子方面有天赋的本领，而且完全按照标准：找到几个没有犯罪记录的可信赖的亲戚，塞给他们点钱，告诉他们离开自己家几小时，好让生意会谈能够隐秘地进行。

围绕着这次生意会谈，安全防卫是很严密的——这一点可以肯定。

黑手党暴徒的守卫们会严密监控周围的邻居，随时准备着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就结束会谈。

因此，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决定，一点半之前要远离这一地区，让每个人都能到会。

他们理智地决定，让会议开成。

这样，即使监视活动被发觉，参加会议的人都逃掉了，仍可以记录在案他们事实上的集合。

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阿帕拉钦事件的重演，这一次那些吓得魂飞魄散的匪徒会穿过牛花床和杜鹃花丛，爬过松柱围栏和后院的旋转门，至少要躲在某个废弃的游泳馆、花匠的小屋或公共高尔夫球场里忍耐一时了。

“我们需要一些塑料、纸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挡住货车的后面。”

库林斯说。

“斯塔滕岛可不缺垃圾，”

奥布赖恩说，“让我们把自己的弄成一个垃圾堆吧。”

到了三点29分，他们已经用一张黑塑料布和一个阿马纳冰箱的盒子改装了他们的车子，驱车穿过南滩。

卡梅朗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是一个T形街口，34号是一幢单独的小平房，窗户上挂着扇形遮光帘，小小的庭院里被一株赤松占满，它看上去但愿自己被种在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