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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4页）

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经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

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两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

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骨子里刻着的叛逆性格。

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宁。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

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

袍哥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

母亲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

喜房红烛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亲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革命”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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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大姐另有一个父亲，她跟我们兄弟姐妹不一样。

说出来了，她似乎挺得意扬扬：流氓头子也是好汉，我们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

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很不以为然。

跟所有人一样，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在籍贯一栏，填上父亲的家乡：浙江天台县。

那是我眼前的长江，流过了千里万里，将汇入大海的地方。

我从未去过，也听不懂那里的话。

父亲的生日在中国正是“六一”

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

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人能听得懂。

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半猜，就给人当翻译。

如果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翻错。

父亲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原谅。

冬天既潮湿又寒冷，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父亲就容易发病，只能靠药物支撑。

严重时，也不肯去医院住院。

本来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

他个子本来不高，这时，就更缩了一截。

他总是一个劲儿地挨，否认自己生病。

发高烧时唯一的症状是一股劲念叨：“回家。”

“让他回浙江！”

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

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