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橹之死

用事先结好活扣的电线套在了他的头上,与徐伟光一人拉一头。

    李有国挣扎着倒在了地上,几分钟后口鼻流血,一命呜乎。

    鲁荣福和徐伟光从李有国的后裤兜里翻出一沓人民币，是5600元。

    然后,二人把死者的裤子、夹克衫、毛衣脱下来，用食品袋把头套上，将尸体弯曲后用绳子捆住套上两个黑色垃圾袋装进一个大编织袋里放在床底下，这时已是中午12 点多钟了，两个人商量着去广州玩些日子，便将死者装有一个“大哥大”的手包等物品放在一个朋友家，当晚7 点一同出了门。

    在广州南方大厦住了几天，钧一荣彬乘飞机于6日晚上9 时先一步返京，回到16 号，发现尸体已臭不可闻,便在朋友家借住一宿，7日凌晨4时到北京站去接徐伟光。

    路上，两人商量着尽快把尸体处理掉，于是，便移尸灭迹，粉刷房屋，以掩盖罪行。

    在鲁荣福的朋友家，干警们找到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有死者李有国的“大哥大”、黑色手包和其他物品,证实了两名案犯所供述的杀人罪行。

    “阿橹”的同伙“小宇”徐伟光

    案件已真相大白，好较真儿的干警们却没有胜利者的喜悦，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经验告诉他们：相貌堂堂的对手并不那么简单。

    从案犯作案动机和特点看，二人来京一个月无工可做，密谋杀人越货，尽管还没有发现其他劣迹，而胆敢在杀人后外出游玩数日又返回京城，足以说明其心黑手狠，不计后果，身上肯定还背着大案。因此，审查力量再次调整,加强了突击审讯和问案力度，经过一番较量迫使二人又交代了另一起杀人抛尸的罪恶行径。

    6月初，鲁荣福与徐伟光从哈尔滨到京，住在东单附近的招待所。

    徐伟光到京的头一件事就是马上与一个广州人取得联系。此人是徐伟光去年在去大连的火车上认识的。 一路上，这个人与徐伟光聊了不买卖上的事并互留了通讯电话。

    12日晚上，徐伟光与鲁荣福正商量着如何挣钱，徐伟光接到了一个电话，正是这个广州人：“我已到北京了，在新侨饭店住了一天，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

    “明天我陪你玩一玩。”徐伟光说着心里不禁一乐：这可是块送到嘴边的肥肉。

    次日上午，徐伟光陪广州人到天安门逛了一圈,又在东单附近吃了午饭。

    分手时，徐伟光约广州人“晚上来招待所玩”。回到住处，徐伟光同鲁荣福进行了一番策划和准备。吃过晚饭广州前来。3 个人闲聊了一会儿，广州人起身要走，鲁荣福从后面用尼龙绳往他头上套，没有套上，广州人慌忙往外跑，徐伟光和鲁荣福一起把他拽回来，再次把绳子套在他的头上，两头用力将他勒死，然后把头罩在塑料袋里，用毛巾被将人裹起来装进编织袋里塞入旅行箱。

    14 日凌晨4 时，两个人把装有尸体的皮箱悄悄抬出招待所，在路边打了一辆“面的” ，沿长安街至西单民航大楼前让司机停车。打发走“面的”二人抛尸于首都影院前的地下通道，返回招待所。数日后离京回哈尔滨。从广州人身上，两个人得到6 0 0 0 元现金、金戒指一枚、金项链一条、理光照相机一架,密码箱一个及刮胡子刀和一部折叠手机。

    回哈尔滨后，二人把金戒指和金项链卖了7500元，全部挥霍殆尽，而照相机和刮胡子刀一直随身携带，密码箱放在鲁荣福在京的朋友处,也就是民警已见到的装有李有国一干物品的那一个。经过核实，曾令北京警方一时无从下手的“ 6.14抛尸案”昭然于世。

    之后，鲁荣福和徐伟光又陆续交待在1994年和1995年在哈尔滨抢劫并杀死两人的犯罪事实。分别是1994年6月4日哈尔滨道里区杀人抢劫案、1995年1月12日哈尔滨某开发公司工程部经理被杀案，均系阿橹、徐伟光二人所为，四次共抢劫现金三万余元，手持电话三部及金项链、相机、录像机等物。

    大家可能不大明白开始我为什么贴出一首诗，现在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写这首诗的诗人名字叫阿橹，这是笔名，本名叫鲁荣福，也就是犯下四起杀人案罪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陆，在那个年代走过的文学青年，大概很少有不知道这个名字的。阿橹是个天生的情种，当年在哈尔滨追求一位太阳岛宾馆的女服务员，打电话问女孩想不想见他，女孩儿说了声“想！”阿橹就在夜里无船的情况下，头顶衣服游过了松花江去找那女子。如此浪漫奔放之人，也难怪会被很多文艺青年铭记。

    1965年，在黑龙江宾县的一个镇子上，阿橹降生了。取名荣福，父母希望他能远离贫困与动荡。然而，荣福比起其他的同龄孩子有着更多的不幸。在小镇上当陶瓷厂厂长的父亲，几乎成了历次“运动”的冲击对象：“反右”、“四清”、无一幸免。最终，父亲病了，身体垮了。在荣福三岁时，父亲终于病故，撇下了母亲和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父亲的药罐子和家中的贫困在幼小的荣福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乃至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

    贫困留给他的记忆是那么深刻细致。记得一个清明节前的午后，他饿得难受，便搜寻食物。当无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那捆黄纸上时他想，为什么那黄纸化成灰后就可以变成钱呢？为什么黄纸放在家里还要去花钱买呢？他不懂，只知道母亲想念父亲，黄纸是母亲用积攒了一冬的鸡蛋换的。母亲还准备带着他去给父亲上坟烧纸，他顾不得再想什么，偷偷地拿了两张黄纸到供销社换了一毛钱，买了一个烧饼和一支铅笔。为了这两张普通的黄纸，他挨了母亲的一顿狠打，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挨打。回家的路上，他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烧饼，而铅笔一直保存到他长大成人，进了大学的学堂。

    他一边上着小学，一边承受着生活的重负。他曾在广袤的大草甸子上不停地搂草，也时常领着羊群独自放牧。孤独早熟的少年体味到农人劳作的艰难，收获的不易，懂得“珍惜”的含义，更养成了特有的自尊与自强。因而才有了在学校最盼望打扫卫生，以捡拾别人遗弃地上的铅笔头而从不以此为耻的举动，才有了学习上的勤奋自勉与旁人一比高低的顽强。小学毕业仪式上，只有他趴在书桌上泪流不止，因为他懂得自己一切的来之不易。

    学习成绩一直优良的荣福升入中学。这时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孩便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在行行的诗句里尽情表述。1981年，他的诗第一次正式发表在国内的一家大型刊物上，这对一个年仅16岁的孩子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不断有诗作、散文见诸于报端和全国各大城市各大文学性刊物，如“十月”、“诗刊”、“人民文学”、“北方文学”、“青年文学”等等。他为自己起了阿橹的笔名，坎坷的童年奠定了他忧郁、灰暗的创作风格。以后，他又上了大学，读了金融专业。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哈尔滨，在银行搞调研并担任《松花江金融》杂志副主编。

    阿橹与台湾女诗人“诗薇”合影

    “阿橹”的名字不但在国内被越来越多的爱好文学的人们所熟悉，也渐渐在海外华人圈里叫响，他创作的自由体诗总计千余首，并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他的作品也先后被国内外70余家报刊刊载，并被译成英、法、德、日、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年方30岁的阿橹曾经被评为“中华十大先锋诗人”之一，出版过诗集、散文集。他还是世界华文诗人协会最年轻的理事。他的文化论文“砖瓦窑的倒塌与疯女人的死亡”被收录在美国佛克兰大学编的《一九八八：世界文化论文总集》上。无疑，作为诗人，阿橹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示，每一行诗句和行云般的散文不仅仅是他心灵的真实感应，也是他敏锐的才思的彻意挥洒。

    真诚的人是美的，

    美好的人都是我的兄弟！

    这是阿橹14岁写下的诗句，也是一个纯真的孩子最朴实的愿望。正如诗人自己所语：一个诗人的第一首诗也注定了他的创作动机，以及他的艺术取向和生命价值取向。阿橹也曾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的诗不带功利目的，纯粹是他心历、生活、情感的真实抒发。

    然而，童年的穷苦为他的诗、也为他的人生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他喜欢幻想，在幻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不愿面对现实，对本是曲折坎坷的人生，他的心脆弱，意志更薄弱。他不是战士，仅仅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得到，他失去，这本也是人生的轨迹，“现实与命运的无奈，或许这才是选择诗的真正的缘故”。在他所交往的女友中，不乏挚爱、刻骨铭心的恋人，皆因现实中的种种原因，都没能与他双双相伴，其中包括领了结婚证都未喜结良缘的一次婚恋。

    30岁的阿橹还孑然一身，记录这他真情实感的爱情世界也只能出现在他带着痛苦而美好的回忆写就的诗句里：“怀念你，用我整个生命。拥有你的日子让我体味完美，失去你的岁月让我饱尝毁灭。”

    这也成为他无法解脱，不断品味的痛苦。他走向“宿命”。“人生没有欢乐”是他的观点，也充斥着他整个的作品。他在感叹自己能够掌握的空间太渺小，生命太短暂的同时，曾几度想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挣脱不掉的烦恼：“我知道这是一张去见上帝的车票。”

    “诗人”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面对死亡的过程，他甚至梦见了他自己的死，梦见了自己的天国，“阿橹之死”即是描述了对死亡的感受。生与死的界限在于他早已不那么分明了。加上这些年他所喜爱的诗人顾城、三毛等的相继离去，也引起了他心灵深处的强烈震颤。他无法乐观积极地面对世界，他沉浸在病态的痛苦中，如果仅仅如此，他不过是一种风格的诗人。然而，他又充满着自己渴望而又不愿承认的无休止的欲望——这就是对奢华，对暴富的追求。

    参加工作后的阿橹，尤其敏感周围的人和事，尽管他极为胜任自己所担负的那份差事，他的心却好像时常处于一种戒备中。他看不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只会溜须拍马或凭借某种靠山就会得到领导赏识而被提拔重用的人。因为，他的家境寒酸，没有任何依托，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最恨年轻人墨水没喝几滴而去捞政治油水，走仕宦之途。对此，他内心感到极大的不平衡，诗人的气质与孩子般的理想使他很难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在他看来，不说假话在政府机关反倒可卑。他向往的快乐便是诗人聚在一块开笔会的时候，只有这一刻他才能和大家像孩子一样地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而笔会一结束，他又像是被抛进无底的深渊。他从心底感到人活着很累，需要做好几种人，因而，对人的生活的怀疑，对人生的颓废的阐释成为他作品的主题。同时，他用他的感悟来揭示生命的真实和对生与死的认识。

    虽然家里条件与人相比，每每让诗人感到卑微和惭愧，但自身所受的高等教育和强烈的自尊却又让他自视清高，对金钱有着本能的排斥，对那些铜臭气十足的年轻人更是持一种鄙视的态度。然而，诗人同样生在在尘世间而非真空，周围的一切尽管在他眼里多是灰暗与不平，但存在的现实无时无刻都在不以人的意志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其中不乏极具诱惑的“金钱至上”的观念。

    他对金钱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慢慢转化，银行发行股票后，曾经被他嗤之以鼻的“铜臭”在他的脑海中彻底改变了地位。钱确实是个好东西，尤其是一些暴发户，买了房子又买车，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更让他看到金钱的无穷魅力。童年的灾难在他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使他失去了很多应该属于他的幸福，尽管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成了诗人，闯出了名气，比起贫穷挨饿的日子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尽管他有工资、稿费收入，但毕竟数额有限，而且经常还要给多病的母亲请医买药，自己不定期地还要外出参加笔会，花销自然不小。于是，他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买了股票，开始刻意地为自己寻找理应得到的东西，比起那些投机取巧的暴发户他凭什么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呢？

    父亲苦难屈辱的一生又使他对罪与非罪，伟大与渺小的感受偏离了轨道。他嫉妒，他仇恨，他不是用真善美的诗和自己的人生与假恶丑抗挣，而是相反，与丑恶为伍，用抢掠，杀人越货来实现他灵魂与人格的最终蜕变。

    农民出身的徐伟光与阿橹有着本质的不同，炒股把他们连在一起。人都有原始的本能，矮子喜欢高个儿，胖子喜欢瘦子，无知的人喜欢有才学的人。徐伟光崇拜阿橹，在阿橹离家外出的日子常主动代他探望照料其老母，并自觉自愿地为他做事，赢得了阿橹的信任。虽然他们的文化层次相去甚远，而思想深处却有着共鸣，那就是以最便捷的方式掠夺。当第一次徐伟光提出以杀人的方式来解决缺钱的问题时，多少次在梦幻中历经死亡的阿橹便与之一拍即合，欣然同意。尽管这“头一遭”的尝试让精神脆弱、从小一抽血就晕的阿橹时常在噩梦中醒来，但以揭示生与死为主题的“诗人”很快对别人的死亡漠然置之。

    1994年8月，阿橹只身去台湾参加了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这次会上，他又一次获奖，很难想象，已在道里区犯下了血案的“杀人犯诗人”站在领奖台上会是怎样的心境。而此前，由于种种原因，阿橹此行并未获准。于是，诗人便模仿行长签字得到了签证和4000元经费，而后不辞而别，取道香港去往台湾。待他由台返回，在海关就被扣下了，稿费和证书都被没收，自然也失去了工作。再度嗜血的阿橹已不是对金钱简单的需求，而是带有仇视社会的强烈的报复心理，欲罢不能。他所选择的杀戮对象都是他认为较为“有钱的”，而“这些人的钱也不是好来的”。

    “连我自己也不好理解，我追求的是真善美，诗本身也是美的，表达了我的真情实感。而我却杀人，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他们也是有家庭、有父母兄弟的。”这话听起来有些无奈，但翻过来，如果不是事情败露，诗人会罢手宰杀？偏执已使他不能自拔！

    多少年来浪迹天涯海角，历尽人生的沧桑与磨难，现在我才感到我要寻找的东西就在我心里。

    我再一次点燃蜡烛

    那将是我最后一个生日

    我的明亮的双眸凝满浑浊的

    泪水呵

    美妙的时光你是何等残忍

    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拥有一次毁灭是极其必要的，我想，人生苦短，有什么能比死亡更可怕？当然毁灭与死亡不同。

    诗，曾经是阿橹生命轨迹的一个证明，自从杀人以后，他便放弃了生命。无论再优秀的人，一旦放弃了对生命的敬畏，等待他的，就只有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