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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1页）

凤凰涅盘不再是传说

序

很久很久以前，秦岭山脉的西端有一座大山，名字叫大黑岭，是先秦居民生活的地方。

传说中有一天，不知从何方爬来两只巨大的蜈蚣，霸占了大黑岭，它们残忍无比、吸血成性，昼伏夜出地袭击当地的居民和牲畜，打乱了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先秦居民们也曾奋起反抗，试图驱赶走这两只凶恶的蜈蚣，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始终不是蜈蚣的对手，反倒是白白丢掉了很多性命。

正当人们不知所措准备逃离大黑岭的时候，从秦岭山脉的主峰太白山飞来一对凤凰，这对凤凰本来只是路过这里，但是流离失所人们的哭声打动了它们，它们决定停下来帮助人们消灭这对蜈蚣。

凤凰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找到了蜈蚣，经过一场恶战，凤凰虽然啄断了蜈蚣的很多只脚，但是自己也伤痕累累，并且被蜈蚣施放的毒气熏坏了眼睛。

首战不利，凤凰撤出了战斗，飞回了太白山。

凤凰并没有气馁，太白峰顶，它们衔来无数支香木，用天火点燃，然后双双跳入火中，这就是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在极端的痛苦之中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和火眼金睛。

凤凰又飞回了大黑岭，重新挑战那一对蜈蚣。

蜈蚣虽说仍然凶狠，但是面对浴火重生后的凤凰，只有招架之力没有反手之功，很快就被凤凰啄的遍体鳞伤，落荒而逃。

流离失所的先秦居民又回到了大黑岭，过上了平静安定的生活。

为了纪念和感谢这对凤凰，人们把大黑岭改名叫凤凰岭。

几千年过去了，现在的凤凰岭山脚下，经过几十代人的建设，已经成了一座繁华的现代城市，公元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先秦居民的后裔，又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已不再是神话传说－－－－－－

第一章临危受命

任营岩从杨局长办公室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北方九月的夜晚，清风习习，空气清爽，白天一场细雨，驱走了夏日的炎热，整座城市似乎一日间清净下来。

任营岩的心情却是平静不下来，明天就要走马上任了，可是刚才局长最后反复叮咛的一席话，却让他感到问题的棘手－－－－“小任啊，王书记的厂长职务虽然被组织部免了，可他还是厂党委书记，你进厂后，要多听他的意见，尤其是人事安排，要以王书记的意见为主，千万要处理好党政之间的关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王书记姓王名忠，是宏文造纸厂第五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他是1989年上任的，上任前是厂劳资科科长，计划经济年代，这可是一个金饭碗，工人调个工种，干部挪个岗位，想把老婆调进厂的，想离厂去丈夫单位的，都得到劳资科进香磕头。

王忠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职权，上上下下维系了一大批人，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位置上。

可一坐上这个位置，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工厂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一年勉强保本，第二年就亏损了600多万，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要不是工业局杨局长保他，这次连书记的官帽也得被摘了。

当然了，厂子亏损也不能完全怪他，只能说他是官不逢时，赶上了工厂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跟不上这个大形势的工厂，个个都开始步履艰难了。

尤其是造纸、纺织这两个传统行业，出现了全国性行业亏损。

任营岩原来也是宏文纸厂的员工，刚招进工厂时当了几个月的清洁工，后来进车间当工人，由于是老三届知青，多少有些文化底子，时不时也会被抽到机关做些临时性工作，所以对王忠多少会有些了解，知道两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无论是思想观念上还是工作做派上很难合拍。

任营岩1985年电大毕业后调到了工业局，在新组建的企业管理科做干事，对宏文纸厂亏损的原因以及王忠该承担的责任了解的很清楚。

宏文纸厂是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是中国最早实行机械化造纸的厂家，在国内造纸界影响很大。

它最早的老板，就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荣毅仁先生。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人占领了荣氏家族所在地，荣氏家族把一批产业迁徙到内地，使内地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凤凰岭市成为了大西北的一个工业城市。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荣氏家族在凤凰岭市的纺织厂、造纸厂、面粉厂为国民革命军、人民解放军的穿、吃、用都提供过有力的支持，为此，凤凰岭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6年至1944年6月的8年多时间里，日机先后28次空袭凤凰岭市，出动飞机302架次，投弹1211枚，炸死466人，炸伤350人，炸毁房屋1481间。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也在这里打了一场大仗，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战役，王震、杨得志、周士第这些解放军名将，运筹帷幄、叱咤风云，把胡宗南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解放后不久，开明的荣氏家族就把这些企业交给了国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些企业向全国新成立的同类企业输送了大量技术和管理干部，同时也为这些新企业培训了大批技术工人，成为造纸行业的龙头，尤其是在大西北，别的不说，光是造纸厂的厂长，十有八九都在宏文纸厂呆过，有的是宏文纸厂直接派去的干部，还有的是来参观学习过或者是曾经在宏文纸厂培训过的学员。

宏文纸厂最红火的时候是文化革命刚开始的那两年，那是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纸张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就连那些残次品也成了宝贝，纸厂除了月月超额完成国家的调拨任务外，自销部分的数量也是供不应求，客户是拿着现金提货还得排队，好在是当时工厂没有调价的权利，否则真是要“洛阳纸贵”

了。

纸厂的好日子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形势便急转直下了，随着单轨制的计划经济向计划、市场经济双轨制的转变，这些老企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一是设备老化，很多早已折旧完的设备由于无钱更换，仍在维持使用，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纸厂有一台切纸机，竟然是1929年的德国货，原配件几乎全部更换完了，还在作为主要设备使用；二是产品老化，跟不上印刷行业的发展，当时的印刷行业船小好调头，纷纷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对纸张质量要求的很严，而国内的纸张很难和这些设备配套，一喂进去便卡机，要想生产适用于这些设备的纸张，就必须进口相应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动辄几千万美金，对于宏文纸厂这样的老企业，根本是可望不可及的事！

三是企业办社会，负担太重，一个三千多人的宏文纸厂，从哺乳室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技工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应有尽有，都是要花钱的地方，五百多名退休人员，每月退休工资就得好几十万，有人开玩笑的说，国营企业的厂长，去一个小国家当总统，能力都绰绰有余了。

再要说当时国企的弊端，那就是吃大锅饭了，“大锅饭”

的说法，要追溯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年代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既简单又片面，认为共产同吃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殊不知经典的共产主义标准，最后一条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要大大的提高，于是乎，吃着生产队的大锅饭，没人再去操心田怎么种，肥怎么施，牲口怎么养了，结果是大锅饭吃了才一年，一场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大锅饭里变得清汤寡水，2000多万人饿死的不明不白，到了阴间还存疑共产主义怎么就把自己饿死了呢？悲催的是活着的人明白的不敢明白去说，糊涂的人还在糊涂的做，反映在国企，就是职工仍然抱着大锅饭的饭碗，心安理得地混日子。

大锅饭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