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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仇富”

发展到“杀富”

，于是就演变成一次次社会动乱，再于是，便有人乘着动乱，完成自己的皇帝梦，更朝换代了一次有一次，可老百姓过的仍然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元朝时大文学家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总结的最经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可惜的是百姓们很少有人知道这支曲子，更不会去多想其中的深奥道理了－－－－－－。

和所有的国企一样，宏文纸厂的大锅饭也养育了一批懒虫、精虫和蛀虫。

3000多人的厂子，光机关大楼里就坐了500多人，其中以工代干的就300多人，还美其名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每到周三下午的干部政治学习，六楼的会议室里就人满为患，连过道里挤的都是来晚的人；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比比皆是，党委系统本来就有政工处，还要另设一个专案办公室，专门处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行政系统本来就有质量检验科，上级要求在工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于是就又成立一个全质办，上级还表扬厂里重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党委的组织科管干部的调配培养，行政的劳资处管工人的调配和工资，说的好听点是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其实是管理人员人不得尽其才，权不得尽其用，遇到疑难点的问题，互相推诿，出了问题又相互指责。

其实这也怨不得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从上到下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再说白一点，只要你工厂里不设那个机构，准有上级对口部门批评你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大帽子一扣，厂里的书记、厂长谁也顶不住。

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一大批懒虫，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是不干，而是只能这样干。

这种体制的最可怕之处，是造就了一批思想上的懒虫，他们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者，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更不知道创造性工作的含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一个单位弄得死气沉沉。

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精虫，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钻进卵子，成就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上拍马溜须，刻意奉承，对下官气十足，唯我独尊，对平级的同事，不但是排除异己，而且对只要威胁到自己升迁的人，都要使绊子，下圈套，极尽使坏之心，极尽打击之能。

这些精虫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一旦权到手，便把坏事行，所谓大盗藏于朝就是这个道理。

宏文纸厂不久前就出了一件怪事：由于厂子严重亏损，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市上要调整厂领导班子的说法便流行开来，就在这个时候，宏文纸厂的财务科被盗了，蹊跷的是，放现金的保险柜只有被撬的痕迹却未被撬开，而锁在文件柜中的账本却被丢的乱七八糟，经检查发现，厂子小金库的几册账本不翼而飞了，虽说是公安部门介入了调查，但由于钱财没有损失，也就不再去认真查究了。

当时的国有企业，都会有一些计划外收入，也就是非正常生产经营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进入单位的正常财务账，企业普遍把这些收入用来支付特殊的费用，例如国家规定企业的招待费用不能超过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二，象宏文纸厂这样的企业，正常的年销售收入是一个亿，亏损后的年销售收入仅有6千万，算下来一年才有12万的招待费用，厂子天天都有接来送往的事，上级来人要接待，客户来了要接待，王忠又好那么一口，找个借口就要摆上一桌，这么点钱，哪里够用？于是小金库就派上用场了。

再例如，职工的福利基金要由企业利润中提取，企业亏损了，哪来的利润，福利基金也就无处可取，没钱给职工搞点福利，哪个厂长耳根子都清净不了，尤其是逢年过节，不发点柴米油盐，职工的唾沫星子就把厂长淹死了，这时的小金库，就成了救命的稻草。

小金库虽然有这么多的用途，可也是把双刃剑，由于它不像正常的财务收支受上级财务部门的监管，很多支出都是白条子进账，白条子出账，一切支出由厂长一个人说了算，这就埋下了变相贪污的隐患。

宏文纸厂小金库的账本被盗了，不少职工私下里议论这是消迹灭证，王忠是想混过离任审计这一关。

王忠的运气倒是不差，工业局的老局长田骏原本是决定把他一竿子橹到底，书记厂长职务一起免，巧的是田骏要去市委组织部商量这件事的头天晚上突然脑淤血躺进了医院，工业局的工作就由副局长杨洪主持了。

杨洪曾经是宏文纸厂第三任书记兼厂长，特殊时期任厂政治处主任时就和宣传干事王忠的关系不一般，杨洪手下有哼哈两将，王忠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现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赵竟仁。

在杨洪的周旋下，王忠保住了党委书记的官帽。

第二章不速之客

任营岩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

一进房门，就看见一位不速之客坐在客厅椅子上，说是不速之客，其实也是位熟人，他是宏文纸厂现任的副厂长，同时也是任营岩中学时的老同学周和。

当时一般家庭都有沙发了，可任营岩家的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原本是一间房，还是他调到局里后，厂总务科照顾他，在房中间垒了一堵单砖墙，隔成了卧室和客厅，这样的小客厅，任营岩嫌摆沙发挤，坚持使用折叠椅，有人来了就打开坐，人走了立马叠起来靠到墙边。

老婆、儿子几次提出买沙发，他都置之不理，她们无可奈何，也只好由他去了。

看到任营岩进门，周和就站起来打招呼：“任厂长太辛苦了，这么晚才回家。”

任营岩心里一顿，旋即说：“局里明天才宣布任命，现在还不是厂长，几十年的老同学了，怎么还来官场的那一套？”

“既然还认我这个老同学，我也就直话直说了。”

周和盯着任营岩的眼睛接着说，“厂里这次班子调整，把我的副厂长免了，你是啥态度？”

“我能有啥态度，都是市委组织部和局党委定下的人选，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

任营岩说的是实话，这次班子的调整，并未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心里也很别扭，留在任上的副厂长还好说，可免去职位的两个副厂长，肯定会认为是自己做的手脚，这一进厂，就无缘无故地树了两个对立面，每个对立面都是厂里的老员工，周围都有一批关系好的人，到时候不知要给自己的工作制造多少难题，设置多少障碍！

好在周和相信任营岩说的是实话，他俩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一块上中学，一块当知青，一块进纸厂，一块上电大，毕业后一个调到局里，一个回厂做了副厂长。

周和知道任营岩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所以也没有多纠缠，而是直截了当的问任营岩：“有没有挽救的办法？”

任营岩没有马上回答周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盒金丝猴烟，点着后深吸了一口，陷入沉思。

说实在的，任营岩并不怎么看好周和当副厂长，上中学时周和就是那种书呆子类型的人，除了自己的学习，对班上的任何事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进厂后不久就调到劳资科当劳资员，他精于计算，很符合这一岗位的条件要求，本职工作倒是做的条条有理，1984年电大毕业后，刚好赶上厂里调整领导班子，组织部要求班子里要进一位有大专学历的人，以体现班子的知识化、年轻化，当时厂里只有13名大专生，数他资历老，有机关工作经验，连他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差事落到了自己头上。

可他当了副厂长后，仍然是老习惯不改，他分管的是劳资处和总务科，都是和职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可他向来不管具体的事，职工找他办事，他都推脱到科长身上，科长找他请示问题，他习惯习惯性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着办吧”

，时间一长，就落下了一个“周瞎子”

的绰号，好在他本来就高度近视，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职工是说他眼睛不好呢。

但是，看法归看法，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任营岩不会完全按着自己的看法去处理问题，他在局机关呆了6年，熟知在国有企业，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量才使用的，其中不乏平庸者，很多人用职工的说法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

，可话又说回来，只要这些不拉屎的手里不拿搅屎棍，还是可能派上用场的，就像周和，书生气十足，从不和上级领导作对，留在班子里，至少在关健时刻还能投自己一票；再说了，厂里还有几十名一起进厂的知识青年，他们大部分已经都有一官半职，稳住周和，就会得到这批人的人心，这对自己能否较快地打开工作局面，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